归途中，我们把落日抛向右手，向南疾驰。橙红色弥留在平原上，转眼即将消灭。天空蓝得很虚幻，不久便可以写上星座的神话了。我们似乎高速梦游于一个不知名的世纪；而来自东方的我，更与一切时空的背景脱了节，如一缕游丝，完全不着边际。
But the rain is full of ghosts tonight.
——Edna St. Vincent Millay
我们今天要读莎士比亚的一首挽歌Fear No More。翻开诗选，第五十三页，这是莎士比亚晚年的作品Cymbeline里面摘出来的一首挽歌。你们读过Cymbeline吗？据说丁尼生临终之前读的一卷书，就是Cymbeline。这首诗咏叹的是生的烦恼，和死的恬静，生的无常，和死的确定。它咏叹的是死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容（死就在你的肘边）。前面三段是沉思的，它们泛论死亡的omnipresence和omnipotence，最后一段直接对死者而言，像是念咒，有点‘孤魂野鬼，不得相犯呜呼哀哉尚飨！’的味道。读到这里，要朗声而吟，像道士诵经超度亡魂那样。现在，听我读：
No exorciser harm thee!
Nor no witchcraft charm thee!
Ghost unlaid forbear thee!
最反对写诗的总是诗人的母亲。我的母亲已经不能反对我了。她已经在浮图下聆听了五年，听殿上的青铜钟摇撼一个又一个的黄昏，当幽魂们从塔底啾啾地飞起，如一群畏光的蝙蝠。
西雅图的旅馆里，面海，朝西。而且多风，风中有醒鼻的咸水气息。那是说，假如你打开长长的落地窗，披襟当风。对于宋玉，风有雌雄之分。对于我，风只分长短。譬如说，桃花扇底的风是短的。西雅图的风是长的。来自阿拉斯加，白海豹群吠月的岩岸，自空空洞洞的育空河口吹来。
这已是信笺的边缘了，盲目的夜里摸索着盲目的风雨，一切都黯然。
日暖云轻的星期日上午，十月的尾巴晒得懒洋洋的，垂下来，成为人家廊上贪睡的花猫。小阳春的北美，尤其是伊利诺毗连爱荷华的大平原上，所谓秋老虎，并不可怕，因为它斑斓而且柔顺，更近乎一只向阳的花猫。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投倒影在李白樽中的古月，此时将清光泼翻我满床。月光是史前谁的魂魄，自神话里流泻出来，流向梦的，夜的，记忆的角落。
林中铺满轻脆的干橡叶，十月小阳春的夜里，一个毕业生回想六年前，另一季美丽，但不快乐的秋天。六年前，金字塔下，许多木乃伊忽然复活，且列队行过我枕上。许多畸形的片段，七巧板似的合而复分，女巫们自“万圣节”中，拂其黑袖，骑其长帚，挟其邪恶的笑声，翩翩起飞。重游旧地，心情复杂而难加分析。六年前的异域，竟成六年后某种意义下某种程度上的故乡。毕竟，在此我忍过十个月的真空，咽过难以消化的冷餐，消化过难以下咽的现代艺术。
我说这行诗是象征派的代表，因为它具体而又微妙地表现出许多哲学家所无法说清的话：它表现出人性里两种相对的本质但同时更表现出两种相对的本质的调和。假使他把原诗写成了“我心里有猛虎雄踞在花旁”，那就会显得呆笨、死板，徒然加强了人性的内在矛盾只有原诗才算恰到好处，因为猛虎象征人性的一方面，蔷薇象征人性的另一面，而“细嗅”刚刚象征着两者的关系，两者的调和与统一。
原来人性含有两面：其一是男性的，其一是女性的；其一如苍鹰，如飞瀑，如怒马；其一如夜莺，如静池，如驯羊。所谓雄伟和秀美，所谓外向和内向，所谓戏剧型的和图画型的，所谓戴奥尼苏斯艺术和阿波罗艺术，所谓“金刚怒目，菩萨低眉”，所谓“静如处女，动如脱兔”，所谓“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所谓“杨柳岸，晓风残月”和“大江东去”，一句话，姚姬传所谓的阳刚和阴柔，都无非是这两种气质的注脚。两者粗看若相反，实则乃相成。东坡有幕士，尝谓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东坡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他显然因此种阳刚和阴柔之分而感到自豪。其实东坡之词何当都是“大江东去？”“笑渐不闻声渐杳，多情却被无情恼”；“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这些词句，恐怕也只合十七八女郎曼声低唱吧？而柳永的“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以及“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晚闻商旅相呼，片帆高举。”又是何等境界！就是晓风残月的上半阙那一句“暮霭沉沉楚天阔”，谁能说它竟是阴柔？他如王维以清淡胜，却写过“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诗句；辛弃疾以沉雄胜，却写过“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的词句。再如浪漫诗人济慈和雪莱，无疑地都是阴柔的了。可是清啭的夜莺也曾唱过“或是像精壮的科德慈，怒着鹰眼，凝视在太平洋上”。就是在那阴柔到了极点的《夜莺曲》里，也还有这样的句子；“同样的歌声时常——迷住了神怪的长窗——那荒僻妖土的长窗——俯临在惊险的海上。”至于那只云雀，他那《西风歌》里所蕴藏的力量，简直是排山倒海，雷霆万钧！还有那一首十四行诗《阿西曼地亚斯》（Ozymandlas）除了表现艺术不朽的思想不说，只其气象之伟大，魄力之雄浑，已可匹敌太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但是平时为什么我们提起一个人，就觉得他是阳刚或者是阴柔的呢？这是因为各人心里的猛虎和蔷薇所形成的形势不同。有的人心原是虎穴，穴口的几朵蔷薇免不了猛虎的践踏；有的人心原是花园，园中的猛虎不免给那一片的香潮醉倒。所以前者气质近于阳刚而后者近于阴柔。然而踏碎了的蔷薇犹能盛开，醉倒了的猛虎有时醒来。所以霸王有时悲歌，弱女有时杀贼；梅村、子山晚作悲凉，萨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了低调的《心旅》。
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薔薇。＂人生原是战场，有猛虎才能在逆流中立定脚跟，在逆风里把握方向，做暴风雨中的海燕，做不改颜色的孤星。有猛虎，才能创造慷慨悲歌的英雄事业；涵蕴耿介拔俗的志士胸怀，体贴入微；有蔷薇才能看到苍搓脚，蜘蛛吐丝，才能听到暮色潜动，春草萌芽，才能做到“ー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在人性的国度里，一只真正的猛虎应该能充分地欣赏蔷薇，而一朵真正的蔷薇也应该能充分地尊敬猛虎；微蔷薇，猛虎变成了菲力斯旦（ Philistine）；微猛虎，蔷薇变成了儒夫。韩黎诗：“受尽了命运那巨棒的痛打，我的头在流血；但不曾垂下！”华兹华斯诗：“最微小的花朵对于我，能激起非泪水所能表现的深思。”完整的人生应该兼有这两种至高的境界。一个人到了这种境界，他能动也能静，能屈也能伸，能微笑也能痛哭，能像二十世纪人一样的复杂，也能像亚当夏娃一样的纯真，一句话，他心里已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印刷已经使诗变得冷寂无声，我们遂忘记诗曾是口头传讯的那种力量了，街头歌者和救世军传道士的声音，是不可蔑视的。
英国文豪约翰生说：“写作的性一目的，是帮助读者更能享受或忍受人生。”
作家可以分为流星、行星、恒星三类。第一类的时效只在转瞬之间，你仰视而惊呼：＇看哪！ー一他们却一闪而逝。第二类是行星，耐久得多。他们离我们较近，所以亮度往往胜过恒星，无知的人以为那就是恒星了。但是他们不久也必然消逝，何况他们的光辉不过借自他人，而所生的影响只及于同路的行人（也就是同辈）。只有第三类不变，他们坚守着太空，闪着自己的光芒，对所有的时代保持相同的影响，因为他们没有视差，不随我们观点的改变而变形。他们属于全宇宙，不像别人那样只属于一个系统（也就是国家）。正因为恒星太高了，所以他们的光辉要好多年后才照到世人的眼里。
颇有一些作家喜欢标榜“朴素”。其实朴素应该是“藏巧”，不是“拙”，应该是“藏富＂，不是“炫穷”。拼命说自己朴素的人，其实是在炫耀美德，已经不太朴素了。
不读之道オ真是大道。其道在于全然漠视当前人人都热
中的一切题目。不论引起轰动的是政府或宗教的小册子，是小说或者是诗，切勿忘记，凡是写给笨蛋看的东西，总吸引广大读者。读好书的先決条件，就是不读坏书：因为人寿有限。
西德的计程车像英国的一样，开得很规矩，而且不放音乐。火车、电车、游览车上也绝无音乐。法国也是如此。西班牙的火车上，就爱乱播流行曲，与台湾同工。西德的公共场所，包括车站、机场、餐厅，甚至街头，例皆十分清静。烟客罕见，喧哗的人几乎没有，至于吵架就更未遇到。除了机场和车站，我也从未听人用过扩音器。这种生活品质，不是国民所得和外汇存底所能标示。一个安安静静的社会，听觉透明的邻里街坊，是文化修炼的结果。所谓默化，先得静修才行。音乐大师辈出之地，正是最安宁的国家。
熟悉开普敦的人都认为：没有桌山就没有开普敦，他矗立在海天之间，若一道神造的巨石屏风，为脚底这小城挡住两大洋的风雨。中国人把山的北面叫做山明，开普敦在南半球，纬度相当于徐州与西安，日照的关系却正好倒过来，等于在山之阳，有这座巨壁来蔽风留日，气候自然大不相同。他俯庇着开普敦，太显赫，太重要了，绝非甚么 background，而是一大 presence，抬头，永在那上面，实为ー大君临，一大父佑。